好咧
就这样吧

『天涯杂谈』 我对于东莞猥亵虐杀少女案的看法[转载]

最近有个新闻让我很不解,东莞的敖翔猥亵女生遭遇反抗进而将其杀死,法院表示因为受害人有激烈的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人痛下杀手,因此有别于一般的故意杀人罪行,所以应当区别对待。这样的观点据说出自该院审判委员会,该审委会由一干不明来历的法学硕士博士拼凑而成,有传言说水平极高常人莫敢仰视,不才也是个法学的科班生,想了想,自己虽然学艺不精,但执业数年,还算是略通刑法,总不至于无知到认为这种说法合理的地步。
  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会有不同的情形和具体的时空条件。比如强奸罪,甲开出租车,晚上载了个穿着性感的女乘客,甲见色起意,将车开到阴暗处,将女乘客强奸。这是例一。或者乙一直觊觎女邻居的美貌,数次想窜入其卧室与之发生关系,这天乙趁女邻居独自在家,闯入女邻居的家中,将其强奸。这是例二。我试问一下,这两个例子中的强奸罪有什么区别,按照某些执法者的逻辑,甲是临时起意,乙是早有预谋,那是否意味着乙的量性就必须重于甲。我想也未见如此,定罪需要明确的刑法理论支持,那么同理量刑也必然应当有合乎刑法意旨的理论支持。强奸罪保护的乃是妇女性自由的权利,只要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就必然构成,什么情节应从重什么情节应加重,刑法规定的一目了然,至于行为人究竟是早有预谋还是临时起意又有什么区别呢。
回到故意杀人罪的问题上来,东莞法院认为敖翔是由于遭到被害人的反抗刺激,才动了杀人的念头。明显是抱有一种被告人并非早有预谋所以应当区别于一般故意杀人罪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道理何在呢?至此不由想到药家鑫案中所谓“激情杀人”的观点,我遍翻刑法著作,均未见“激情杀人”一说,我们姑且认为该理由成立吧。那么是否意味着所谓激情杀人者的主观恶性就一定小于预谋杀人者的主观恶性呢?我看倒也未必,拿药家鑫案来说,由于死者记录药家鑫的车牌号码,这一行为激怒了药。先分析一下死者记车牌号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好回答,当然是为了日后向警方提供线索便于追究药家鑫的责任。这个行为有错吗,一个被车撞到的受害人,看到肇事车辆欲逃逸想要记录车牌号码,这是一个人保护自己的正常反应啊,何错之有。再来看看药家鑫被这一行为激怒的原因是什么,药撞到了人,感觉月黑风高周围无人,便准备把车开走,意图逃避责任。结果他发现伤者居然在记录他的车牌号码,这就意味着警方可根据车牌号码找到自己,从而使他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落空。至此得出结论,药家鑫居然是因为不能逃避责任被激怒,然后在这种愤怒的支配下杀死被害人。这居然能被称为激情杀人,而且还被作为减轻对药的量刑的理由广为传播,真是不可思议。
回到东莞的案子上来,敖翔躲在女厕所猥亵女生是早有预谋,这一点公诉机关和法院都予以认可。我们模拟一下受害人小米反抗时的情景,一个年纪尚小涉世未深的大学女生,毫无准备的走进自己学校的女用卫生间,她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完全没有预见。当敖翔出现并对其施以人身威胁时,小米应该是万分恐惧并有可能出现了大脑短时间的思考真空,所以她一时间忘记了做出任何抵抗。被告人敖翔此时可能会认为今天运气真不错,碰到了这么个胆小如鼠的小姑娘,所以他解开小米的衣扣开始上下其手。就在他认为可以对身下的女孩为所欲为的时候,小米此时已经从极度的恐惧中反应了过来,她意识到了这个高大的男生此时的举动,并有可能联想到即将遭受的厄运,或许会被他强奸。基于人的本能,小米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呼救。请问诸位看官,小米此时的举动无论是从刑法理论来说还是从人之常情来说,有何过错?
敖翔被小米的呼救声吓住了,他害怕小米的喊声会引来别人的注意,从而令自己的罪行暴露。此时敖翔脑中唯一的念头是立刻让小米闭嘴,所以他捂住小米的嘴,紧紧掐住小米的脖子,可小米不断的挣扎让敖翔内心的恐惧更甚。怎样才能让小米彻底安静下来,看来只有杀死她了,敖翔抓住小米的头部狠狠地向地面撞击,一下两下三下。。。直到小米满面血污不再出声。敖翔将小米软绵绵的尸首丢在一边,在迷茫的夜色中逃之夭夭。按照法院和挺敖派的观点,敖翔开始并无杀人的故意。这点我并无异议,杀人的犯意确实是在小米挣扎呼救后产生。但问题是,就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药家鑫案,敖翔的这种临时起意正是基于逃避可能带来的法律严惩的意图。根本就和主观恶性包括对受害人的怜悯无半毛钱关系,甚或,我认为这种为逃避法律惩处杀死被害人故意杀人其主观恶性要远远大于一般的故意杀人罪,对这种为保护自己不致牢狱之灾就将本来无意置于死地的被害人杀死,其人身危险性令人胆寒,刑法更应体现出对其严厉打击。
从故意杀人罪的构成来看,究竟什么因素可以成为法官从轻发落的理由。窃以为,除去立功自首这样的刑法通例外,只能是被害人在案件中是否具有过错,并且这种过错能否构成刑法上可予以认可的对被告人的行为宽容对待的理由。在东莞的这个案件中,我自始至终不明白小米的过错是什么,我很想问一下这位据说业务水平极高的刑庭庭长,你所谓的“考虑到被告人是一名22岁的年轻人,受性冲动影响实施犯罪,考虑到被害人有激烈反抗行为,才导致被告杀人,如果司法机关每每下重手,对愿意接受惩罚的人也是个打击。”这样的说法堪称独家新闻,首先被害人的反抗行为是人在面对侵害时的动物本能,也是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正当防卫之权利,这种反抗行为无任何不妥。其次,敖翔是否系性冲动犯罪与本案量刑轻重无关,抢劫罪也是取财的冲动,成熟而富有真知灼见的刑庭庭长,请您告诉我哪种犯罪没有行为人的主观冲动?您把这个写进判决书到底想暗示些什么,我想,天道昭昭,人在做,天在看。再次,法院要弄清自己在司法体系中的定位,作为审判机关,其职责无外乎定纷止争依法裁判。至于那些潜在的犯罪分子会对这样的判决有何感想,那定然不是审判机关考虑的问题。如何做到减少犯罪社会和谐,那是整个制度设计长远发展的问题,绝非你法院一纸判决就能达致,审判机关做好本职工作即可,无需越俎代庖。
另外,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考虑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节、社会影响、犯罪手段和犯罪后果、以及是否确有可以判处死缓的具体情形,而不能以所谓的废除死刑是国际刑法趋势,所以中国就要尽量不判死刑为理由,这样的理由很难让我相信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持有的。本案的被告人敖翔据其供述,在小米之前已经多次在校园内猥亵女生,说明其并不是初犯。法院审理查明,敖翔作案前带着水果刀、眼罩、自制面罩、毛织手套等工具,水果刀足以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说明敖翔有着一旦遭遇反抗即伤害被害人的潜在意识,主观恶性不可谓不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过程中因遭遇反抗进而杀死被害人,手段残忍,该案一经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影响极为恶劣。被告人的行为分别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故意杀人罪,应当数罪并罚。至此,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没有丝毫异议。那么,再来看一下法院和挺敖派所坚持的诸点从轻理由是否成立呢。首先是敖翔有自首情节,敖翔实施犯罪后并未立刻投案自首而是选择了躲避侦查机关的追捕,而且还是从东莞逃到了广州。我并不否认敖翔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自首,但同时应将其与作案后无逃脱行为的投案自首相区别,对前者的否定性评价理应严厉于后者。另外,自首只是法院从轻量刑的酌定情节,至于是否应当从轻并不是法院单方面的恣意擅断,而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情节予以综合认定。认罪态度好也根本不能成为从轻量刑的理由,被告人甘愿认罪不过是方便了司法机关的审理,一个人身陷囹圄,证据确凿,前景黯淡,不认罪又能玩出什么花样?至于说不对敖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顺应了国际上废除死刑的趋势,更是可笑之谈,死刑到底应否保留在国际刑法学界尚是争议之题,不知道有些同志哪儿来的底气说这已是不可逆的趋势。肖扬是说过法院对待死刑应少杀慎杀,这是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不是说不判死刑,严格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也不等于从此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起码在本案中,或许翱翔的自首可以成立,但考虑到他的犯罪手段、情节、后果,以及恶劣的社会影响和犯有数罪的事实,从轻的情节并不能抵消罪行的严重程度,死刑立即执行不应当被改头换面成死刑缓期执行。
这几年,我尤其憎恨一种说法,即所谓的“切莫让民意干涉司法”。有些人是很害怕民意关注司法,说到底,大家都在关注,他就不好做小动作了嘛。翻翻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历史,陪审团事实审,法官法律审,正是赋予人民监督司法审判权利之具体体现。中国的法律一向标榜为全民意志的体现,怎么此时你的判决就不体现全民意志非要跟全民意志唱反调了呢,这个时候你又拿出了一副伪精英的嘴脸,说什么老百姓不懂法,法院的独立性不受舆论干扰。好一个知识的傲慢与狂妄。我看你们的法律知识是没问题,有问题的恰是尔等的良心。有人把药家鑫案的结果归类为民意干涉司法的典型恶果,真乃啼笑皆非也,药家鑫的行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半点问题吗?药的从轻情节在哪里,我觉得那些坚持药应当死缓的同志真的是不同于正常人的思维,有机会请你一定跟我聊聊,谈谈你的高见。我当洗耳恭听之。
每个国家的刑法,其存在的意义都少不了惩罚犯罪、安抚受害人,如果只是脱离实际高屋建瓴的一味强调宽容和谅解,刑法必将失去其本来的意义和作用,最终的结果将是人们重新拿起了同态复仇的武器,到那时,法律不再代表正义,渴望正义的人们也不再敬仰法律。那样的世界你我都不愿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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