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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水库之争(相关议论与《大迁徙》主要参考书目)

聚焦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陕西河南的利益博弈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张华勇

               (2006年4月 民主与法制时报 )


豫陕两省关于三门峡水库之争,超出了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两个省的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相反的议案,争端的层级越出了水利部以及黄河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的范围。真理究竟在哪一方手上,已非核心命题,背后的省际利益考量进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处理不好必将是利益相害的结局。

天鹅飞走了。

天鹅湖静悄悄的,轻柔的泥滩从水边漫延开,有天鹅飞走后留下的脚印。

3月30日,河南三门峡市。河柳新绿,一派春来景象。天鹅湖就在城北的黄河岸边。

20天后,黄河旅游节将在这个城市举行。而就在此前半个月,全国两会上,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再次被提起,32名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是议案发起者之一。

三门峡市因三门峡水库而设市,也因三门峡水库而兴盛。因三门峡水库而形成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越冬的乐园,三门峡水库因而得了“天鹅湖”的美誉,三门峡市也被人们称为“天鹅之城”。

自三门峡市往西100 多公里,就到了出秦的第一关“潼关”。4月2日,记者抵达潼关古城,那里看不到一点城市的迹象,这个素有“三秦门户”之称的要塞,在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沦为了废墟。当地人言语中对天上飞的天鹅没多大兴趣,他们更多是怀念那曾经辉煌的潼关古城。“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在黄河岸边开鱼庄的张建国对此津津乐道。  

三门峡市、潼关古城,一座新城的兴起与一座三千年古城的废弃,皆因三门峡水库。而这两座城池的兴废,也成了观察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河南与陕西两省不同境遇的一面镜子。

“他的一生都让黄河给毁了。”张建国指着72岁的李天一老人说。李天一住在张建国的鱼庄,每天下河为张建国打鱼。从14岁起,他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年轻时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

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建设移民,潼关古城拆毁另建新城,他没有迁往新城,而是移民到了宁夏。那时他有个三岁的儿子,妻子也还年轻,在宁夏的黄河边种庄稼。60年代,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在

潼关与宁夏那块安置地之间,他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80年代,才最终留在了潼关。此时老人已年近半百。

“我一生都在黄河边上搬家,从黄河这头搬到那头,又从那头搬到这头。”李天一说。此后的年代,他未能再娶,而是重操旧业,漂在黄河上靠打鱼为生。

张建国称李天一为大哥。但据附近居民称,张建国与李天一情同叔侄,因为李天一打鱼勤快,张建国的鱼庄也开得兴盛。“李天一总算有了个归宿。”这些居民也都是回迁的移民,在陕西这样回迁的三门峡库区移民共有43万。

自潼关以上,关中平原当时的移民多达30多万,这些移民60年代中期起开始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都已经迁回原居地。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2003年8月,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区域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洪灾,华阴、华县、潼关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时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23亿元。

“当年号召我们支援国家建设,我们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但我们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竟是一生的代价。”李天一说,他知道他命里离不开黄河,也没想要离开黄河。

三门峡市的黄水清,对黄河以及三门峡水库,有着与李天一完全不一样的记忆和态度。黄水清1964年出生在三门峡市,父母都是三门峡水库的水利干部,她说她的名字寄托了老一代人的愿望。她如今开的士,带着记者沿黄河大堤跑了十多公里。望着黄河岸边一排排疯长的杨树或柳树幼林,她神往地说,再过几年三门峡市就可以评上国家级旅游城市了。

她的记忆里没有洪水,只有黄河水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我们那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到黄河边上来,看着河水心情就好。”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可去的地方多了,不时兴到河边谈恋爱了。

在她陪同记者的两个多小时里,8次提到“黄河是母亲河”。

据三门峡市提供的资料,以三门峡水库为依托的“黄河游”每年带来近1800万元的旅游业直接收入,相关产业近3亿元,创造了6万多个就业岗位。

三门峡水利枢纽存废之争——豫陕两地50年的“黄河官司

                   一条大河两地情

三门峡市地处河南西部、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带,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所在地。三门峡大坝就建在三门峡市黄河段下游5公里处。

在地理上,三门峡大坝处在黄河河南省段最上端,库区的函谷关、潼关为进出八百里秦川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传说上古时期,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峡谷,分别叫做“人门”、“神门”、“鬼门”,于是这里便得名三门峡。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三道峡谷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耸立在黄河上的现代化大坝。

传说并非历史。然而不难发现,大禹开三门而通黄河,这个传说与三门峡大坝的修筑,正好是一个轮回。大坝成,三门锁,黄河之水再次被锁在潼关以内,千里秦川,复又处在咆哮的黄河威胁之下。

而据史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河南花园口扒口的2500年历史中,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其间关中平原的洪水记录却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陕西省水利厅一官员说。

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可以说,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可能意味着灾难。

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千里黄泛区,曾使这个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灭顶之灾,以至于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终至一步步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黄河水面比开封的宋代铁塔还要高。”作为世界著名悬河,黄河平滩水位比两岸地区平均高出4至6米,多的达10米以上,没有人敢想象大堤决口的情景。   

                 半世纪的“口水仗”

2003年秋,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

这不过是一场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议的又一次高潮。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当时陕西不少政府干部通过多种渠道力陈此项目对陕西的影响。

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后,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理由是:沿黄流域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黄河水患问题,无须修建三门峡工程。但三门峡工程并没有因此停止。

早在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提出的“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被全票通过,在“一家救万家”大义之下,陕西省表示“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当时持反对意见。他提出: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61年下半年,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

1962年,在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

1969年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会议”,会议决定对三门峡水利枢纽进行改建。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上游(主要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造成的危害仍在继续。 

2003年秋季,陕西渭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后,陕西许多干部和一些知名水利专家认为,渭河“小水大灾”祸起三门峡水库,建议废弃三门峡水库以解渭河“地上悬河”之危。

2004 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对此,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2004年9月17日,三门峡市也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请示的中心内容是:“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今年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河南32 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一份《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三门峡水库有关问题做出决议或决定的议案》,《议案》中称,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运行试验的3年中,河南、山西部分地区深受影响,仅三门峡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就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如果水库继续降低水位和汛期敞泄,“不仅会严重制约河南、山西两省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大批库区移民返迁难以避免,将产生新的矛盾……”

                谁来做出裁决

2003 年8月的陕西渭河流域洪灾,是新一轮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的诱因。陕西方面及部分专家认为,是因为三门峡水库引起潼关高程,从而导致洪灾。而早在该次洪灾之前,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开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原型试验,以验证三门峡水库运行水位与潼关高程升高的关系。2002年11月,水利部、黄委会在郑州召开协调会,决定三门峡水库进行非汛期318米、汛期敞泄的原型运行试验,非汛期水位比以前降低了两米,试验期限为一年。一年后得出试验结果表明,三门峡水库对潼关高程没有影响。此后原型试验没有停止,三门峡水库2004年仍实行了汛期敞泄的运行方式。

三门峡争端一直以来技术专家处于重要地位。黄万里与温善章是最初的反对者。在最新一轮争议中,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水利专家、前水利部长钱正英,扮演着议题挑起者角色。水利专家分成了维持派和废止派两个阵营,争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争论焦点始终围绕着泥沙、潼关高程、三门峡大坝这些关键词。

陕西省泥沙专家夏迈定说,渭河小水酿大灾的症结在于泥沙的淤积,不应忽视对泾河泥沙的控制;此外,三门峡水库除了降低潼关高程外,还应扩大泄洪能力,三门峡水库第三次改建势在必行。

而在2003年10月,国家水利部召集陕、晋、豫三省相关部门及部分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的“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黄委会防汛办有关负责人说:“废掉三门峡水库绝非明智之举。”三门峡水库防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小浪底水库设计要求,只有当位于河南境内的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水库“四库联调”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二是当黄河下游发生严重凌情时,需要三门峡与小浪底水库联合控制,三门峡水库需要滞蓄20亿立方米的水量。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局长刘红宾曾撰文说,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废除、炸坝、敞泄、停运等不一而足的观点再一次叫响。随着小浪底水库的建成,提高了对黄河下游洪水的控制能力,原来由三门峡、故县和陆浑水库承担的任务将有比较大的调整,需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但无论怎样调整与整合,都不应是迎新弃旧,用新库替代老库。

在新的情况下,对三门峡水库的历史地位和在今后黄河治理与开发中的作用,也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

三门峡市水利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技术官员和专家主导的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表示不满,他对记者说,纯技术性争论,永远不可能有唯一的答案。他说从哲学上讲,真理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实践无止境,真理也无止境。“这样争下去,地方的利益还会受损下去。”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拒绝安排其市委书记连子恒接受采访,一位宣传干部说,该市市委已经决定不再扩大宣传。但该市一位官员解释,他们期望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作出裁决,作出定论,以免影响地方政策的制定。

记者注意到,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与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议案,措辞有所不同,河南的议案为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裁决,陕西省提交的议案则为提请解决渭河水患的诉求,前者侧重程序,后者侧重实体。

                     背后的利益考量

记者在黄河水利委员会查看了三门峡水库历史争议的资料,发现历次争论中,法学家、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如一份资料显示,1957 年6月10日至24日,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建委、水利、电力等有关部门,陕西、河南等有关地方,北京、天津、武汉等高校的专家共70人。而2003年会诊三门峡的郑州会议上,仍然为“30多名水利专家会聚郑州,对三门峡水库的利弊问题展开讨论”。

    陕西省华县是2003年渭河洪灾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该县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私下对记者说,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该县县长薛东江2003年洪水过后曾喊出“‘炸’掉三门峡”的呼声,他也是陕西省有关三门峡水库那份议案的动议者之一。

2003年,水利部主持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

陕西省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

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陕西省前省委书记、政协主席安启元,今年3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每次渭河发大水,他都要去灾区,“我发现,关中最穷的地方是在三门峡库区”。陕西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三门峡水库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安启元专门约见新闻媒体,宣布《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已经通过国务院审查及批复,将正式开始实施,由此中央财政投入229亿治理渭河,这是渭河史上也是陕西省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中央拨款。

三门峡市当局所提及的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也反复提到如果没有三门峡水库,该市将损失6亿多元,6万亩灌溉农田遭受旱灾,63万农村人口和30万市区人口饮水困难。

有宪法学者指出,处理三门峡这样的省际争端,中国目前缺乏完善的机制。当前主导的思维,仍然是三门峡水库的去留问题,应依据科学来决策。然而豫陕两省日益激烈的争端,显然已经上升到了权益问题。如果存在利益相害,就必然存在利 益补偿的问题。不能单纯以牺牲一些人的权益,来保障另一些人的权益,这需要司法裁决。

 
前鉴:渭河之痛与三门峡水位


 
香港 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李菁

(2006年5月)


 3 月19日下午,绵延不绝的春雨使原本就满是黄土的渭河大堤更加泥泞。这段位于陕西华县县城以北的渭河大堤一共有约30公里长。尽管离汛期还有一段时间,大堤上仍有轰轰作业的大型机械。“我们在抢修去年被洪水毁掉的一些堤坝,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生命工程。”正在县里参加水利会议的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特地抽出时间,带记者踏访境内渭河大堤以及附近的支流。  

2003 年引发的灾难让李卫涛至今想起来犹觉吸口凉气:从8月27日到9月8日,渭河流域几次洪峰首尾相接,持续下雨时间达380个小时,长时间的高水位运行使渭河倒灌进支流,近13万居民被紧急迁到城南避灾,但许多人家园不保。“最可怕的是 9月1日那天,一个晚上3处决口,我们就是在和时间抢生命,一方面组织老百姓撤离,一方面组织人员封堵决口,河床窄,水流急,那时感觉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真的很弱小。华县上上下下用了9天9夜才渡过这场危机。” 

走进一些村落,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的房子仍破败不堪地歪斜那儿,稍有些实力的人家已在路边和泥准备盖新房,但也有不少人家就在标有“救灾”的蓝色帐篷里熬过冬天又迎来春天。李卫涛说,有的村民家里有人去世了,棺材还摆着,因为地下没挖多深便满是水而无法下葬。 

这场洪灾给华县带来的灾难是直接而巨大的:直接毁掉的房屋有8000多间,淹没农田近17万亩,“洪灾给华县造成的损失有17亿”。3月19日晚,华县县长薛东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从流量讲,去年最大的4号洪峰只有3570立方米/秒,“从水量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它形成的水位却达到342 米,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5米。薛东江说,据华县县志记载,1954年,渭河流量达到7760立方米时,水位却只有338米。

“从根本上说,出这么大灾是必然的。”李卫涛语气肯定地说。  

“未修建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只是条地下河。”为了证明这一点,李卫涛特地带记者到不远处的华县遇仙桥边。已呈现破败的桥墩上,几处白漆黑字、并配以红色标尺的标志格外醒目:桥墩最下方写着:1969年加高3.05米;上面记录着:1974年加高3.35米。“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渭河两次净增加6.4 米,一旦来水,渭河便成了顶在我们头上的一盆水。”

2004 年春节后,华县县长薛东江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在省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要解决渭河上游的水患问题,渭河水位必须下降;要使渭河水位下降,潼关高程必须降下来;要使潼关高程降下来,三门峡水库必须降低水位运行。”华县县长薛东江说。 

           三门峡:一个“废”字太难 

三门峡大坝距市内不足20公里,行驶在还算平坦的路上,开车的李师傅说,在这段新路修好之前,来往大坝要绕着盘山路走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大坝和市内之间还有一列供员工往来的内部火车。 

站在700 多米长的大坝上,骤然感觉天地宽广。不远处高高矗立着两座几十米高的庞然大物,据介绍这是提闸门的起重机,最多可以提350吨。从大坝远眺,只见黄河不停向东奔流直至视线尽端。“那个就是‘中流砥柱’”,工作人员指着水中凸起的一座岩石告诉记者。黄河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相关的许多事物都被赋予诸多精神内涵。 

沿河向东几公里,站在下游向上回望,大坝气势磅礴,亦令人感慨人类改造自然的勇气和力量。在以灰色和黄色为主色调的大坝中,“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几个红色大字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醒目而有力,它们正好表明了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这个新中国第一坝所承担的历史重任。 

1957 年的春节,乐金苟说他与母亲是在从北京开往三门峡的列车上渡过的。1956年,乐金苟在北京市水电总局工作的父亲作为支援大坝建设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被派往三门峡,乐金苟与母亲随后也定居于此。当年的北京少年乐金苟现已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副总工程师,正如他继承了父亲的行业一样,如今乐金苟的儿子也在三门峡水利部门工作。

1957 年4月,三门峡工程开工,这也是当年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中惟一的一个水利工程。4年后大坝建成,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给记者的一本小册子里,还收录了当年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包括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等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1986年,三门峡建市,总面积为一万多平方公里,城市人口近30万。对于这里的许多人而言,三门峡意味着曾经的辉煌与骄傲。  

“黄河在历史上三年两决口,国家是从全局考虑而修这样一个枢纽的,三门峡建成后,对下游防洪、防凌、供水、灌溉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容置疑。”3月18日上午,在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的乐金苟一开口就首先阐明自己这样一个观点。 

乐金苟在很多场合都坚持这样的看法:去年的渭河之灾与三门峡水库无关,是两码事。他的观点其实更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三门峡方面的回应。采访中,乐金苟将渭河之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三点:一,渭河上游长期生态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道萎缩,河床抬高。二,“过去一般认为渭河洪水过程仅三天左右,对此次持续性洪水没有思想准备”,防汛责任制不落实,体系不健全。此外,地形复杂和交通不便给抢险造成困难,这些都是加剧渭河之灾的原因。  

乐金苟说:“陕西最近把这个问题炒得很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他理解,“1998年以后,国家重点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渭河不是国家投入重点,虽然他们一直在呼吁,但国家投入不是很大,他们希望借此能引起国家加强对渭河支流的投入。”  

“从河流学原理讲,任何一条河的末端都是泥沙慢慢淤积,河床逐年抬升的。陕西局部受灾,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全局和局部利益来说也是正常的。”针对陕西方面对三门峡的一片叫“停”之声,乐金苟也直言:“不顾全局利益、不顾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而站在局部利益上想问题,我正是反对这一点。”  

“我从三门峡开始挖基坑的时候就来了,当然有感情。但总的来说,我是站在国家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1973 年开始发电,已发了300亿的电量、 20多亿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6亿多早已收回。但是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从社会效应上,它的价值超过300个亿!”另外,从现实环境来说,“三门峡建成这么多年,已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生态环境。一旦打破这个平衡状态,再形成新的平衡,没有几十年是不行的。” 

 在三门峡市委宣传部给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更有这样言辞激烈的质问:“40 多年以来,三门峡水库确保了流域大洪水期间黄河大堤不决口,避免了洪水南及江淮、北及海河的重大惨痛局面,避免了25万平方公里成为洪泛区,使冀鲁豫皖苏五省数十个县乃至上百个县1.7亿人口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了确保。与渭河华阴、华县两个县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哪个是大局?” 

        华县:为什么牺牲的是我们? 

从三门峡向西一百多公里,便进入陕西省渭南市所辖县。途经潼关、华阴、华县,直观就可以感觉出它们与相邻的三门峡市在经济上的差异。  “华县是一山(秦岭)六水(指渭河的六个支流)三分钱。”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打趣地向记者介绍。他给记者画了一张简单示意图说明情况:华县南部是秦岭山脉,北边是穿境而过的渭河,受渭河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渭南市,其中华县、华阴是受灾最重的两个县,但因为华阴县本身是移民县,“必要时可以将大坝破开作为滞洪区”,加之人口少,其受损程度只有华县1/4。

“华县境内,有6条支流自秦岭山脉流向渭河。南边下了雨,整个水从支流向渭河里流,渭河来了水,又可能倒灌进支流,所以我们是南北夹击,压力很大。” 华县县长薛东江说,“不过去年发的是水不是南山(秦岭)支流的水,是渭河的水;渭河的水不是我们这里的,是渭河上游下的雨。” 

“其实小灾基本两年就有一次,只是范围大小而已。”李卫涛自1987年就在华县从事水利工作,记忆中,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防洪防汛上。今年的预报上渭河水量可平均多四成以上,想起即将到来的汛期,李卫涛说他的心又悬了起来。一到汛期,县里其他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至于县里水利建设的支出,李卫涛说 1998年之前是陕西三门峡管理局投入渭河主堤的费用,支堤的建设和维修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支付,1998年之后,主堤的费用改由省里出,支堤不变,“地方财政困难,连公务员工资都保不住,何况这笔开支”。 

薛东江说,县里每年的财政开支仅5000多万元,而工资发放要9000多万元,“相差的部分由国家每年补助的6000多万元来支付”。而不多的财政收入中,以往来自农民的农业税有500多万元,但经此一灾,这部分财政来源也成了缺口。  

“这几年,我们陷入了防汛—救灾—重建的怪圈,基本上都是围着这个圈圈转。”薛东江给记者提供了这一组数字:从1960 年到1990年,建库几十年,华县有19年受灾,累计143万亩耕地被淹。类似的数字只是显性的,从华县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些损失是隐性而无法计算的, “有很多外商本来想到华县投资,人家一听说这里老发水,都不敢来,谁愿意冒这个险呢!”在三门峡这个问题上,作出“下游1亿人利益>上游100万人利益” 的算式是简单的,但对受灾地区来说,每个市、每个县乃至每个村,这种利益的损失甚至牺牲都是具体而巨大的。三门峡方面也承认,三门峡大坝的建立,利益受损最大的便是陕西省;随着地方利益的崛起,一方向另一方利益上的妥协、让步甚至牺牲不再是以往中央政府一个口号或一个动员、一纸命令就能实现的。 

陕西每年都会提起关于渭河的议案,2003年的渭河之灾则使这场争论超越专家及政府干部的范畴,直接将话题引入公众视野。据华县提供的材料,1960 年以前,渭河河床平均每年仅抬高2厘米,而今“平均每年抬高13厘米”,“泥沙淤积速度为1960年前的6.5倍。由于泥沙淤积过快,渭河河床比1960 年三门峡建库前抬高了5.1米”。 

                        潼关高程之争  

从三门峡向西,进入陕西境内的第一个县便是潼关。从地理上讲,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三河汇流区的出口。因为汇流区河谷宽阔,而潼关处河谷狭窄,所以形成天然“卡口”。呈“几”字型的黄河自北向南流入陕西,与自西而来的支流渭河汇合,东流入海。  

3月20日上午,潼关水文站的工程师秦森刚刚将早上的活忙完,还没顾上吃早饭。因为是桃汛期,每天早上8点水文站要向黄河水利委员会、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等汇报水量、含沙量。早上刚测到的数据,黄河的流量是1540立方米/秒,“应该算中等偏下吧!”水文站贺站长介绍说。 

贺站长和秦工程师特地将记者带到离水文站不远的一处高地上,让记者清楚地看渭河与黄河交汇。水文站的贺站长介绍说,因为渭河流经的河段,比如兰州等一些城市污染得比较厉害,渭河有时会呈现一种近似发乌的颜色。  秦森工程师告诉记者,“黄河历史上最大的含沙量每立方米水有911公斤的沙子,这是什么概念?快跟家里盖房和的泥浆差不多了”。  

在潼关水文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潼关水文站的历史。“这个站自1929年便建立了,无论是内战还是‘文革’期间,它的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由此可见它对黄河流域的重要性。” 

虽然水文站在陕西境内,但因为水文站属按流域管理,这里的工作人员仍归三门峡管理。因为媒体对三门峡大坝的关注,水文站贺站长和秦森工程师一再谨慎地强调,不希望卷入三门峡争论之中,“对水文站而言,最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水文数据,提供资料”。虽然“所有专家关于潼关高程的论证都是基于潼关水文站测出的数据做出的”,但他们还是再三告诉记者,“我们不涉及理论问题,只作数据收集”,“不要把我们的话当作支持或反对某一方意见的论据”。  

在关于大坝的讨论中,无论对上游陕西方面还是下游三门峡方面,“潼关”都是一个关键词。“潼关高程”是水利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当黄河流量为每秒1000立方米时,相对应的水位高度。对整个渭河流域来说,“潼关高程”是制约泥沙问题的最关键因素。  

“60年代从临潼(上游)水文站到华县水文站,洪峰行70公里用13~18小时,而今年,相应的数字是71小时,以此可知渭河河道泥沙淤积的程度。”华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卫涛说,在华县一些水灾现场,洪水退后留下的淤泥足足有一米多高,有的地方甚至堆积到玉米棒的高度。 

近年来,潼关高程在逐渐提高这一点双方没有争议,但对何种因素导致的提高,双方的意见则截然相反。据水利专家介绍,决定潼关高程有两个因素,一是水库的运用,二是水量大小与泥沙含量。有意思的是,陕西与三门峡方面,正是各自抓住一点作为论点,并且双方都提供了一系列数据与理论,包括拉来此领域内的各路专家作为论据来支持其观点。 

在陕西方面看来,三门峡在下游建立大坝后,为了发电这个经济利益的需要,而让水库一直在高水位运行,三门峡的水位越高,从潼关到三门峡的黄河水流速也会越来越慢,进而使渭河流域整体河床随之抬高。而三门峡方面恰恰抓住了决定潼关高程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流域内的水量与泥沙含量。在三门峡方面为记者提供的材料中,承认三门峡水库在1960年9月至1962年3月的初期“蓄水拦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库区泥沙淤积严重”,致使潼关高程由323.69米上升到328米,并随之对上游产生负面影响。但随后,“水库运用方式不断调整,最高运用水位不断降低,目前的运用水位已对潼关高程不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 “1992年以后,特别是1999年以后,三门峡水库运用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基本消除”。 

 三门峡方面认为,自1986年以来,黄河流域来水来沙条件发生异变是导致潼关高程的主要原因,自1995以来,渭河来水量“大幅下降53%”,“事实上,进入三门峡水库的黄河水量已由六七十年代的400亿立方米减少到150~200亿立方米”,雨水枯竭使渭河无力将河道里的泥沙冲积下来。据这份材料提供的数据,1985年之前历史上汛期三门峡入库流量大于2000立方米/秒的洪水量平均每年有168亿立方米,而2000~2002年减至年均约3.5亿立方米,减少98%.三门峡方面说,“陕西省境内因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泥沙占三门峡水库总泥70%以上”,“准确地说陕西境内产沙是造成三门峡水库淤积和潼关高程抬升的最主要原因”。  

从眼前看,三门峡的去留之争一段时间内尚不会有明确结果。陕西方面一直在借助媒体呼吁,让三门峡在汛期敞泄以利潼关高程的降低。但这是否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个有效途径,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和西安理工大学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有趣的是,在陕西的西安理工大学得出的数据最高:5年降低3.5米,即证明三门峡的敞泄有利于渭河水位的降低;而在河南郑州的黄委会则得的数据最低:5年仅下降1米。

 

 


  感 怀 今 古 话 关 中

  ——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依法善后方案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胡义成


2003 年关中渭河洪灾不是纯天灾,而是“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人祸”即三门峡水电企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拒绝各方长期劝告,在其主管上级支持下,坚持高水位发电赚钱,从一个方面促成潼关高程抬升不下,酿成陕西数百万灾民和近百亿元损失。目前上层酝酿善后的思路,没有涉及该企业对陕西公私受灾者依法进行部分赔偿并交“洪水保险”费的问题,给陕西稳定埋下了隐患,故须支持受灾者向该企业依法且有序的索赔,借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2003年渭河洪水流量只是数年一遇,却造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洪灾。据报道:“这次渭河洪灾,淹没了一百零二万亩农田和五十五个村庄,致使渭南东部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沦为一片汪洋。五十六万人受灾,在灾情最严重的三门峡库区的华县和华阴市,有十三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二十亿元。这是渭河流域五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祸起三门峡发电!按小浪底水库的设计开发目标,在小浪底工程投入运行后,三门峡水库主要功能均可转移。小浪底水库目前库容可纳容三门峡及渭河下游泥沙,由此完全可以使三门峡空库敞泄,借以逐渐降低潼关高程,灭绝水灾主因。但三门峡水电企业为维持其每年发电换来的约二亿元收入以及若干就业岗位,不顾陕西省上下几十年来的苦苦陈情和有关科学建议,至今违法违规坚持水库高水位以发电,结果丧失了灭除洪灾的数年大好时机(国家投巨资兴建的小浪底工程,也仅起十多年蓄水调洪作用,其库容有限,良机难再),是造成此次小水大灾的主因。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大灾已经发生且震动全国,作为西部省份的陕西能力有限,还有成千上万的渭南灾民家产、住房等难题的解决尚有巨大资金缺口之时,在水利泰斗张光斗教授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也忍不住公开呼吁三门峡“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之际,甚至在渭南灾农可依法向该企业索赔并迫使其空库敞泄的意见见诸报端的压力下,该企业及其上级相关人员依然故我,无视不得非法侵犯公私产权的宪法原则,无视我国相关法规,无视两亿元和二十亿元的小大比较,仍坚持要发电,反对空库敞泄,水库水位最多降低两米。而渭河下游河床已远远高出地面两米以上。显然,该企业的这种表态只是一种迫于压力的姿态而已,因为它实际仍置悬河于渭南,使尔后的水灾频发难免。

   据调查,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渭河下游和南山支流就出现了七年之内三十一处决口,其中1996年和1997年灾情较严重。又据渭南有关人员介绍,近年,渭南即使在枯水年份,下一场暴雨,大小都要出点事,不同程度地发生水灾,何况下大雨。灾农最担心以后洪灾,事出有因。有媒体公开说,三门峡是否发电问题不是纯粹科学技术取舍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这话有道理。据《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24日报道,三门峡水电企业每年发电收入是黄委会和本企业员工的主要经费来源和生存支撑。在我看来,这种体制机制已为问题的公正解决埋下了根本性隐患。作为水利部下属单位,黄委会及其下属三门峡枢纽局是国家职能部门,却被胶着于一个企业(有消息说,枢纽局与作为水电企业的“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子”。看来,大体不差),难免出现“官商不分”的种种弊端,包括有关职能部门对本部门本企业利益的重视,远甚于对国家、对别省区利益的重视。这正是三门峡发电问题至今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据报道,三门峡本来有五台50000KW的机组,后来又加了两台,一台归水利部,一台归黄委会,枢纽局则把一台50000KW者改成60000KW,余出部分归他们自己。我宁愿这种报道失实,否则,事情就令人难以容忍。如果国家职能部门的决策竟然建立在这种格局之上,怎么能不令人意外和愤慨呢?

   由此,我才想到依法解决的方案。

目前的解决思路无视依法保护公私产权

    据对中央电视台2003年10月30日、《北京青年报》11月24日和《南方周末》11月27日报道的分析,目前关于关中洪灾的解决方案,仍沿传统模式酝酿。

   一方面,是陕西省灾后协商水利部,再次苦求三门峡空库敞泄,勿再发电,张光斗、钱正英及陕西水利科技界上下也以理相呼;另一方面,则是水利部面对分歧,按惯例召集专家会议。尽管主持会议的索丽生副部长个人支持陕西思路,但与会专家大部分同黄委会有项目合作关系,只能形成所谓“务实可行的方案”,主要是继续发电,把水库水位只降两米。会上同意陕西方案者占少数,是几位已退休的老人。“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正常”。

   针对陕西的陈情,以及陕西水利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严重影响潼关高程的说理,与会许多专家却认为“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三门峡现行蓄水水位和运行方式同潼关高程变化有直接关系”(三门峡枢纽局有领导者甚至说,水库距潼关三十公里,不可能影响到后者高程),但同时“多数认同通过一定程度降低水库水位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第一,作为水利专家,有人竟然公开否认潼关高程正相关于三门峡水库水位,这简直是当代中国水利史上天大的“学术笑话”,但它披着自然科学逻辑的外衣,挺吓人。不过,水利科学逻辑在本质上也不过是水利现象历史进程的简化而已。任何水利科学上的逻辑均首先必须与历史相一致,否则,它就只能是“伪科学”。从渭河下游高程演变历史看,任何一个岸边成人都可以证明,正是三门峡水位提高,几十年来才逐渐形成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其西的“悬河”。对此,陕人可以拿出成千上万合法的证据,驳斥那些抹去学术良心的谬见。当然,我们也不一般地否认目前潼关高程抬升尚有陕西水土流失严重等其他原因,但主因在三门峡高水位发电。请这些专家们珍惜“水利科学”的名声罢,也请水利部官员到渭南举行听证会。

   第二,显而易见,这个专家会议的结论也自相矛盾:既然潼关高程与三门峡水库水位无关,又何必悖离科学,迁就不科学意见,降低水位,自造损失?实际上,这一表态本身也是对“无关论”的直接否定。更何况,水利部长汪恕诚已有批示:愿将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作为手段之一来帮助降低潼关高程。这实际上也已经承认了 “无关论”站不住脚。从历史上看,周恩来总理1964年主持“三门峡改建”工程的依据,就是潼关高程抬升的根子在三门峡发电水位。针对当时反对意见,周总理严厉批评了只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不顾黄河中上游利益的本位主义。这一史实,更是对“无关论”直接的当头棒喝。

   尽管如此,只站在本部门立场想问题而不管渭南农民死活的利益本位强权,在此次会上仍暂占上风。可以设想,面对权力和“学术”的如此异化强势,陕西有关方面也只能忍痛把主要精力放在倾力争取水库水位多降一点。

   在这次会后不久,2003年10月中旬,水利部又会同中国工程院再次开会。会后,论争公开化,包括出现了张光斗和钱正英在中央电视台的疾声呼吁,以及京、粤、陕有关媒体的关注。12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还刊发了笔者《用索赔根绝水患——对根治关中渭河水患的建议》。2004年1月6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黄委会总工程师和黄委会水研院副院长等人的发言,据说,有关“课题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近年来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主要是由于水沙条件的变化造成的。三门峡水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应作进一步调整,但潼关高程的抬升和渭河下游的淤积不能只依靠三门峡水库来解决”,“全年敞泄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其他负面效应”;又据说,“三门峡水库保留下来毕竟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例如,非洪峰期低水位(三百零五米至三百一十三米)发电,特大洪水时可缓解小浪底水库的压力等等。它给渭河下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

   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张、钱二老以及陕西和各媒体批评的答辩。不过,在我看,它底气已很不足。

   其一,真相是,有关课题研究的初步结论很不利于三门峡继续发电。以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北京见解认为,要降低潼关高程,目前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降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故建议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如敞泄二至三年后,潼关高程尚未降低,则继续敞泄并继以其他工程措施;如已降,则可考虑非洪期恢复部分机组发电。陕西的研究见解是,三门峡发电所需高水位是造成潼关高程抬升和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故其水库应全年敞泄,非洪期控制运用水位也应降至三百一十米以下。此外,就是河南黄河水科院的意见(如上述)。这些意见大体分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见解之异,既有研究者方法不同的因素,更是价值观取向不同所致。须知,任何水利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念选择密不可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科学认识论原理。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持第三种见解的研究者不能不注目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基本明白了。

  其二,即是从纯科研层面看,支撑观点的数学模型边界条件处理及参数选取应十分考究。可黄委会水研院在水库蓄水水位对潼关高程的影响分析中,以回水末端确定影响范围,就很值得商榷(以回水淤积末端进行分析确定较科学)。由此得出的一系列数据(包括在《光明日报》上公布的一些数据),皆说服力不强。

  第三,不管怎么说,黄委会水研院这一次未像枢纽局有关人员那样,一刀斩断三门峡水库水位与潼关高程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公开承认两者有关联,只不过不是主因。对于本建议而言,这就足够了(见下述)。

  其四,所谓渭河下游问题可通过“花钱不多的办法解决”之说,不禁令人哑然失笑。2003年洪灾,关中公私财产损失是个小数字么?渭南受灾农民的损失不算 “钱”吗?尔后再灾,损失数额吓人。在依法治国的当代中国,作为造成灾害原因的一方,毫不顾及被损害者的合法权益,把受损失者的损失不当损失,这是应有的健康心态吗?

   2003 年末,国家投资四十亿元,用于全国灾区重建,其中,黄河滩区和渭河移民迁建工程中“居有其屋”款项落实。国家先后拨给陕西各类救灾及灾后建设款已总达五亿多元,但灾情太重太广,据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此后报道,“重建房屋已成了灾民的当务之急,但是许多灾民谈起重建房屋,大都唉声叹气”。有灾民反映,“上级政府救济标准是每户塌房一间给三百元,一间危房给一百元,补贴不超过三间,也就是说,一户得到的补贴最多九百元,这只是杯水车薪”。据统计,“渭南市洪灾造成倒房近二十万间,危房十二万余间”,即使按以上标准,共需一点七亿元资金,省上拨了六千万元,仍有一点一亿元建房资金有待进一步筹措。此外,人们实在担心:“今年水灾这么大,明年还会不会再来?”面对此况,我实在不理解,黄委会有关人员怎么好意思说“渭河下游”的事情,“可通过一些花钱不多的办法来解决”?三门峡水电企业一年收入才两亿元,但仅关中2003年洪灾损失就十倍于它,且尔后难免不再灾,试问哪一位工程师算不清这笔账孰大孰小?

   其五,如前述,陕西和其他主要各方的结论,都没有要完全毁弃三门峡的内容,只是鉴于它实际承担的防洪防凌任务的几率接近千年一遇,复鉴于小浪底运用初期有四十多亿立方垫底堆沙库容的有利时机,京陕方案力主它应尽快实施全年空库敞泄。一旦有险,它当然还应发挥应有的防洪防凌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主管机构人员一再攻击完全毁弃三门峡的方案,一再突现三门峡防洪防凌作用,至少是无的放矢。说到底,“刺杀稻草人”,是为了坚持发电赚钱。

  元人张养浩散曲《潼关怀古》叹道:“山河表里潼关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上述官方和上层酝酿洪灾善后方案的过程和各方各种思路中,人们完全还可以发现,主要因“人祸”形成的洪灾对陕西公私财产权的大面积侵害及其赔偿问题,实际被绕开了。

  百姓苦,何方顾?我特别感到难过的是,陕西农民收入本来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百万灾民家产毁于一旦,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行吗?应当说,不行。

   显然,作为2003年陕西渭河水灾的一种善后思路,陕西有关方面应支持(至少不能阻止)陕西公私受损者通过灾发地法院,依法且有序地向三门峡水电企业索赔,直到迫使它或改错,或破产,使水库空库敞泄,根绝来年再灾。

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哼,这是天灾,怎么能向政府索赔呢?!”

  “哼,你这不是煽动灾民闹事吗?”

  “书呆子!你这建议,谁都不敢采纳!”

    这就是我的建议遇到的最初反响。我体谅陕西某些领导同志怕得罪了有权部门,对陕西争取相关款项不利的心理;我也体谅许多同志争取陕西稳定大局的好心,同时,我也深知党和政府对陕西洪灾十分关心,领导人多次亲来调研,又下拨款项,落实救灾,陕人不能以怨报德,应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问题在于一切均应依法。我的建议不仅不是对党和政府不利,反而是寻求依法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真正有效地维护陕西稳定大局的办法。人们不能再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搞“大批判”,故我在本文中仍然要讲依法索赔的必然性、合理性和重要性。

   2003年关中(尤其是渭南)洪灾,确有大雨不断与关中水土流失严重的原因,但不是纯粹的不可避免的天灾,而是被“人祸”加剧、放大了的一种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祸与天灾混合体”。这一判定,立基于对洪灾成因和历史的分析。

  其一,目前,持歧见的三方都认同潼关高程的抬升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二是关中水土流失严重所形成的渭河泥沙堆积。虽然陕西和黄委会在主因次因上有严重分歧,但无一方持“单因论”。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的研究结论,那么,也可推知:2003年渭河洪灾的形成,原因在于渭河所携泥沙量过大引起的潼关高程抬升,与三门峡水库坝前水位抬升所引起的抬升相叠加,导致潼关泄洪能力大大降低,形成洪灾。而三门峡坝前水位抬升原因,完全在于三门峡水电企业要高水位发电以求赚钱。在这里,违法主体十分明确,且有财产可倚。因此,三门峡水电企业依法应对洪灾所致公私财产损失承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包括一定额度的经济赔偿。“主因”、“次因”之争,在法律上的意义只在于确定赔偿比例。即使全依黄委会水研院结论,该水电企业也应承担所损额的一小半。

  两个原因中的另一个,是关中水土严重流失,原因也含人为原因在内,但其违法主体无法确认,故法律难于追究,损失由灾民自担(如前所述,国家实际已为灾民负担了)。

   其二,1954年,渭河流域特大降水但未形成洪灾的史实,可为2003年小水大灾本可避免提供对比性佐证,即可为三门峡水电企业应担赔偿责任提供历史证据。有关数据至今还在,证明力很强,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其三,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只有“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害,才可免予承担责任”。非“完全”者不免,这体现着我国处理“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事件的一个原则。国内外均有大量“人祸与天灾混合体”中受害人索赔成功的案例,可确证陕西索赔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在如今依法治国的格局中,可以肯定,渭南灾农不会轻易放弃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努力乃至斗争。当年,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努力史已为此提供了历史信息。

   和如今三峡移民方略不同,当年“三门峡库区移民”方略失误很多,不同程度侵犯移民经济权益之事最为突出。1955年,为了配合三门峡兴建,陕西开始启动移民工程。近三十万人从被称作陕西“白菜心”的关中平原迁至宁夏、渭北等偏远地区,饱受迁徙穷困之苦。渭南移民吃了大亏,也给陕西带来了持续的乱局,是“文革”中陕西折腾的一个重要“节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又多次折腾,陕西历届领导人都深感头痛。历史证明,渭南黄河移民、灾民问题,事关陕西稳定大局,历来不可掉以轻心。

  1980 年秋至1981年春夏,原华阴等地移民成立“返籍生产指挥部”,又多次开会,大面积串联,一时谣言四起,致使渭南许多农村人心浮动,惊动市、省两级政府。虽经省府向中央要款一千万元加以解决,但乱局仍延续到秋天才平息。当时,陕西省政府鉴于三门峡改建后仍担负着拦洪、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任务,动员这些移民顾全大局,牺牲“小我”,包括重点做好领头人的思想工作,效果是好的。

   1986年8月,渭南又有一批移民组织游行,持续上访,其核心要求仍在经济权益。省市进行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也尽可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折腾才逐渐平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随着全国和陕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移民上访才渐趋稀少,但洪灾又几乎年年逼近。2003年洪灾中,又有一大批当年移民遭灾。农村灾民的最大损失,是半生乃至一生攒钱盖的房子没有了。有灾民说:“我这房子是去年花了一万零五百元买别人的,攒了几十年的钱买了这房,谁知道这房咋就一下子没了!”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闻采访团在报道中也转述一位灾农的话说:“重建房屋至少要一万元以上,但政府给每户补助九百元,这哪能够用?”试想,在未得到三门峡水电企业任何像样的补偿前,这些包含伤感历史内容的追问,能自我消失吗?在依法治国口号响彻云天之际,在“三个代表”的宣传深入民心之时, “在三农是重中之重”的认识已成国策的格局下,你怎么能够断定渭南灾民会自动放弃依法索赔?又试问,农民按照依法治国方针办,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怎么就成了“闹事”呢?有关研究人员思考依法办事,怎么就成了“煽动”呢?难道面对违法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持续发展,大家都不吭声,把农民看成“天生的该受难者”,就算是政治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在协商及调节不成时,“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者应予惩戒。由此可知,陕西公私受损者向法院起诉,合理合法;不支持乃至压制人们依法索赔,本身已经违法。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如今陕西省内外都有人依旧想用这句话应付渭南灾民。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人员爱讲三门峡建成运用以来“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要保下游,弦外之音也在这里。我要说,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思路,要坚决扬弃。

  “扬弃”是不完全否定的否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应提倡舍“小我”顾大局,但不能动辄用这句话作为侵犯或不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借口。它更不是权势者违法乱纪的“红伞”。具体到三门峡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

   第一,在技术上,它是小浪底工程的建成(时间大体在世纪之交)。此前此后,情况大不相同。此后,因为国家投巨资建此工程,其设计开发目标十分清楚,包括解除三门峡水库承担的黄河防洪、防凌、减淤、灌溉、供水等任务,因此,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国家已经用自己的经济行为,对当年三门峡建设决策中的某些失误进行了负责的补救,国家不必要再担负某个企业为自己赚钱而执意发电对渭南形成大面积伤害的责任,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有关人员也无权继续以国家利益代表者自居,违法要求渭南农民做出自我牺牲。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作为市场中的一个微观主体,三门峡水电企业必须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它只能代表它自己,根本无权代表党和国家。在法律面前,它与陕西的任何一个企业,与关中的任何一个灾农,都是平等的。双方均无任何特权可以侵犯对方合法权益。以特权自居者也只能自讨没趣。坦率地讲,三门峡水电企业的上级主管,作为国家职能部门,只能依法行政,无权继续把自己的部门经济利益包装巧饰成国家利益,违法要求渭南灾民“牺牲小我”。

   第二,在法律上,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民商法的实施(《民法通则》初次颁布于1986《水法》则颁布于2000年)。在此以前,三门峡水库对陕人的伤害,可以用“牺牲小我,顾全大局”了之。当时,为了避免黄河下游迫在眉睫的水灾,大坝匆匆上马。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为了下游八千万人的利益,牺牲陕西一百万(当时最初拟移民九十万)人的利益是值得的。在移民时,有关方面还喊出了“迁一家,保千家”的口号。渭南农民已经付出巨大牺牲。但在此之后,包括2003年洪灾,大家均应严格依法办事。三门峡水电企业及其上级主管,无权超越法律而侵害渭南农民合法权益。侵害之后,要求对方“牺牲小我”,简直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

  “渭南灾农保的是私人财产,三门峡水库可是国家财产,怎么可以让三门峡给农民赔款呢?这不是损公肥私吗?”这种诘难,反映出拒斥本建议的一种十分过时的理念,也应予纠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今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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