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咧
就这样吧

附一 写在大坝上的历史:大坝的“档案”

  两院院士潘家铮在《千秋功罪话水坝——三门峡工程的故事》一书中说:每一座建成或毁弃的水坝,都是一座纪念碑,只是有的碑上记载着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丰功伟绩,有的却留下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痕迹。
  按照这个说法,三门峡大坝是座什么性质的纪念碑呢?
  对于三门峡水库的是是非非,也许我们只有套用“让后人去评说”那句话。
  我们需要了解的只是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过程。根据河南、陕西有关政府部门对三门峡水库的档案记录和weihuanwei的《三门峡工程历史决策记实》、梁相斌先生的《三门峡水库是怎样上马的》及《三门峡大事记》等记事作品和史料,我们可以三门峡水库“复原”一份这样的“年志”:
  ●1949年:第一份提案被否决。
  1949年6月16日,华北、中原和华东三大解放区成立了治理黄河的统一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
  1949年8月,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呈交到了当时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手。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意见的主要起草者王化云,后来成为黄委会的一把手。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1950年3月26日至6月30日,黄委会首先组织查勘队,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查勘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的考察。通过查勘肯定了三门峡坝址。以往中外专家一直对八里胡同坝址评价较高,都认为是黄河中游的优良坝址,经过这次查勘后,证实了八里胡同虽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地质条件远不如三门峡,主要是石灰岩溶洞发育。对三门峡建库方案,初步确定蓄水位为350米高程,以防洪、发电结合灌溉为开发目的。
  1950年7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率领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复勘了潼关至孟津河段,就黄河干流上修建防洪水库问题指出:潼孟干流段的防洪水库应该是整个黄河流域规划的一部分,黄河问题很复杂,应首先拟定开发整个流域的大轮廓,然后提前修建潼孟段水库,以解决下游防洪的迫切需要。水库宜分期修筑,坝址可从三门峡、王家滩两处比较选择。
  1951年,有不少人认为,以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技术条件,在黄河干流修建大水库有较大困难,于是提出从支流解决问题,主张在支流上建土坝,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第一个起落。
  黄委会随即对各大支流进行全面查勘,找到支流坝址数十处,但经计算发现:支流太多,拦洪机遇又不十分可靠,且花钱多,效益小,需时长,交通不便和施工困难等,仍需从干流的潼孟河段下手。在这期间黄委会提出了“蓄水拦沙”的治黄方略,除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外,关键是要修建一座大水库。同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从开发黄河水力资源出发,也积极主张在干流上建大型水电站,于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峰回路转,被再次提出。
  ●1952:第二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2年5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和苏联专家格里柯洛维奇等查勘了三门峡坝址,专家认为三门峡地质条件很好,能够建高坝。而在这时,黄委会主张把三门峡水库的蓄水位由1950年确定的350米高程,提高到360米高程,拟用大水库的一部分库容拦沙,以解决水土保持不能迅速发挥减沙效益的矛盾,尽量延长水库寿命。为了解决水库寿命和淹没问题,当时有拦沙与冲沙之争论,前者主张提高三门峡枢纽的正常高水位,加大库容,枢纽实行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后者则主张坝址下移到八里胡同建冲沙水库,利用该处的峡谷地形冲沙,且可避免淹没关中平原。
  经计算得知,在八里胡同搞冲沙水库不行,而三门峡水库又因淹地淹人太多,不少人反对。从1952年下半年起,转而研究淹人淹地较少的邙山建库方案。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时,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邙山建库方案。至此,三门峡建库方案历经了二起二落。当时,计划在邙山修建库容160亿立方米的滞洪水库,但有人主张修建冲沙水库。上述两种方案的计算结果,投资都在10亿元以上,移民超过15万人,由于花钱多,又没有综合利用效益,不合算。于是,1952年冬又第三次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
  ●1953:第三次提案及被否决。
  1953年2月,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三门峡建库及整个黄河的治理方策,毛泽东主席听后很高兴,认为可以研究。1953年2月15日,黄委会做出《关于1953年治黄任务的决定》。其后,水利部对修建水库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给黄委会作了明确指示:第一,要迅速解决黄河防洪问题;第二,根据国家经济状况,花钱不能超过5亿元,淹没不能超过5万人。由于这一限制,三门峡的建库方案第三次搁置起来。根据水利部的指示,黄委会重新研究方案。1953年5月31日,王化云据此上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并转报毛泽东主席。由于当时国务院已决定将治理和开发黄河列入苏联援建项目,而未定案。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53年6月17日召集水利部、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林业部、铁道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人开会,商讨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制定黄河规划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燃料工业部和水利部为主的黄河研究组,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定专人参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收集、整理与分析黄河规划所需的各项资料。由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化云、王新三、顾大川任副组长。黄河研究组初始集中技术干部39人,整理、编写及翻译了黄河概况,包括主要坝址的地质、经济调查和水土保持调查等方面文献47篇与大量图表及统计数据。苏联专家综合组来华后,研究了上述各项基本资料后认为: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以下称《技经报告》)的条件,并建议在进行黄河查勘的同时,开始编制《技经报告》,《技经报告》主要综合解决防洪、发电、水土保持、防沙、灌溉、航运和选择第一期工程等问题。
  随后,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铸,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办公室主任袁隆、计划处副处长耿鸿枢等,陪同苏联专家格里哥洛维奇、瓦果林奇,乘船查勘黄河干流潼关、三门峡、王家滩、八里胡同等坝址。在三门峡下船,专家们仔细观察了两岸的形势和地质情况,认为该处建坝条件优越,应做比较详细的勘测工作,并为坝址指定了第一批地质钻探孔位。
  ●1954:苏联专家力荐三门峡方案。
  在三门峡工程历史上,1954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列在其中。该年初,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抵京,同中国的水利专家以及官员组成考察团,进行了历时数月的勘查。作为结论,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力荐三门峡方案。更关键的是,科洛略夫提出了“用淹没换取库容”的理由:“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公共工程的决策,同时也是决策者对于各方利益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正是这句“免不了”,三门峡工程是否上马的天平开始倾斜。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余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查勘。苏联专家在查勘中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1954:泥沙淤积问题的估算。
  几番起落,体现的是当时中央的两难——渴望解决黄河下游的千年水患,但八百里秦川终究不是新生政权能轻易付出的代价。当时苏联专家要数据,中方提供了数据:通过水土保持,兼上游支流再建拦沙大坝,到1967年来沙可以减少50%,而三门峡的寿命则可维持50-70年;而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来沙可减少100%(1954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多年之后反观历史,众多水利专家对于这个50%与100%的数据大不以为然——当时并没有任何的模型和统计,近乎凭空一数字。
  因此,连苏联人都不大敢接受这些数据,建议“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数据因此又被凭空拦腰砍一半,修改为25%与50%。
  这虽然审慎但同样没来由的25%与50%,却成为了解决泥沙淤积的依据。三门峡工程因此紧锣密鼓进入下一个环节。
  1954年4月,李富春副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在黄河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黄规会)。委员会设立办公室,以配合苏联专家综合组工作,下设十一个专业组,主要由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的技术干部组成,进行《技经报告》编制。
  同年,苏联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赫然在列。实地考察后,苏联专家组力荐三门峡方案,认为其解决防洪、灌溉、发电问题的综合效益巨大。
  当时西北局认为,在移民问题上西北确有困难,但只要方案确定,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努力设法解决。从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和便于移民工作等方面考虑,西北局负责人希望水土保持和支流拦泥库的修建能同时进行。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由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即《技经报告》。同时,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
  1954年10月,黄规会全面完成了《技经报告》的编制工作,选定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为实施黄河规划的第一期重点工程。《技经报告》指出:“在选择第一期工程时,必须能够解决防洪、拦沙、灌溉、发电以及航运等综合利用任务。在黄河中游,只有三门峡是唯一能够达到这样要求的水利枢纽。”
  纸面上的规划令人兴奋: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功于此役。此外,巨大的灌溉、发电、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前景,也令人惊喜。
  《技经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为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米,确定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主要功能是:将黄河(三门峡以上)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每秒下泄减至8000立方米每秒,并与三门峡下游的伊、洛、沁河的支流水库配合运用,“黄河下游防洪问题将得到全部解决”。《技经报告》认为:通过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可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充分调节黄河水量,初期可灌溉农田2220万亩,远景可灌溉7500万亩;发电装机总容量89.6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千瓦小时;下游航运条件可得到改善。
  同时,《技经报告》也指出了枢纽存在的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水库正常高水位350米高程时,将淹没农田200万亩,移民60万人,巨大的淹没是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困难问题,为减轻大批移民的困难,拟采取分期修筑、分期抬高水位运用和分期移民的办法;二是水库泥沙淤积,除计划预留147亿立方米的拦沙库容外,为减少水库泥沙量,规划拟定,一方面大力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同时近期还要在渭河、北洛河、葫芦河、无定河、延水等支流修建大型和小型拦泥库各5座。估算到1967年水土保持的减沙效果可达25%至35%;如计入五大五小的支流拦泥库,则三门峡水库的入库泥沙量估计将减少约50%,三门峡水库寿命可维持50至70年。《技经报告》还指出:“三门峡水库内泥沙淤积和水库寿命的估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进一步研究,长期和根本解决拥沙问题的办法,需依靠全面的水土保持工作。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
  ●1955:全国人大全票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1955年2月15日,黄规会将《技经报告》和苏联专家组对该报告的结论等文件,上报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建设委员会,提请审查。1955年4月5日,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党组审查《技经报告》后,联名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等41位中央领导人呈报关于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审查意见。呈文认为:《技经报告》中所提出的黄河综合利用远景和第一期工程都是经慎重研究和比较的,应当认为是今天可能提出的最好方案,建议中央予以批准。呈文同时提出:苏联已同意承担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和设备供应,可于1957年开始施工;为确保下游的防洪安全和延长三门峡水库寿命,对枢纽的泄量标准是否为8000立方米每秒和正常高水位是否定为350米高程、抑或355米、360米等问题,建议由黄规会向苏联专家组提出,在初步设计中进一步研究确定。
  ●1955年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基本通过这一方案,并决定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问题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1955年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古说到今,用大量的史实和事实历数黄河之害,并对黄河水患的产生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他最后指出,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黄河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并通过决议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人民,一致努力,保证它的第一期工程按计划实现。
  他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怀仁堂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千多位人民代表为黄河的美好远景而欢欣鼓舞,许多代表称邓副总理的报告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报告,有的代表因过分激动而彻夜未眠。
  周恩来对此描述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1日发表社论《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社论指出:“这个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彻底消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集中地体现了千百年来我国人民的愿望,也给今天正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忘我劳动的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1956年,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
  ●1957:三门峡工程开始施工。
  1957年,为三门峡大坝举行的专家会议中,除了黄万里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及温善章提出“低坝、小库”建议外,专家意见出现一边倒的倾向。1957年,国家建委会同意了360米方案,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1960年,三门峡水电站成立。
  7月28日以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张含英为主任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齐文俭为副主任委员组成的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于7月26~28日,听取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进行情况和拦洪准备工作汇报,并在现场实地检查了三门峡拦洪工程,审阅了拦洪工程的各项资料。经认真研究讨论后,拦洪验收委员会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质量是好的,具备了拦洪条件,全体委员一致同意验收。
  7月28日下午,庆祝三门峡水利枢纽胜利拦洪大会在三门峡大坝右岸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门峡水利枢纽拦洪验收委员会全体成员,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地、市的负责人,苏联专家和各地来宾,三门峡工程建设者和三门峡市各界代表共30000余人。各级领导和苏联专家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一致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现拦洪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是根治黄河的一个伟大胜利。
  8月7至9日三门峡市人民委员会和三门峡工程局先后举行宴会,欢送奉召回国的苏联驻三门峡工地设计代表组全体专家。三门峡工程局领导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苏联专家中苏友谊纪念章;代表水电部副部长授予格里果里耶夫专家感谢状;三门峡工程局并给当时在三门峡工地工作的4名苏联专家发了感谢信。8月10日下午苏联专家离开了三门峡,三门峡市和三门峡工程局的负责人及近百名职工到车站欢送。
  ●1961:三门峡堵孔后的问题。
  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用混凝土一一堵死。而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威胁。
  ●1962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用方式。
  3月19日国务院决定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后改称“滞洪排沙”)运用,汛期12孔闸门全部敞开泄流。
  三门峡水库自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以来,水库淤积比原设计快得多。截至1961年底。库区淤积泥沙13.62亿吨,连同1959、1960两年淤积的3.68亿吨以及库区塌岸1.8亿吨,共达19亿吨,下泄泥沙仅为1.1亿吨,致使潼关河床严重淤积,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加之淤积末端迅速上延,严重威胁到西安及关中平原和渭河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安全,国务院据此决定改变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
  ●1963:第一次承认三门峡的失误。
  1963年7月16日至31日由水电部副部长张含英主持,有120人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第二次技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着重研究了三门峡水利枢纽上下游泥沙冲淤变化,增建泄流排沙设施的可行性,非汛期发电以及增建工程的有关工程技术问题。会议还以三门峡工程的控制运用为中心,联系到黄河的治理方向,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干支流水库以及黄河、渭河下游的河道整治问题。
  在三门峡是否增建泄流排沙设施上,讨论会仍有较大的分歧。
  9月1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会办字第784号文件指出,三门峡工程蓄水运用以来,渭河、北洛河下游河道出现严重淤积,形成“拦门沙”,且淤积有继续向上延伸之势。截至8月底,渭河淤积已发展到泾河口附近(距西安市草滩约11公里),北洛河淤积已发展到大荔县河城村附近(距北洛河口128公里)。渭河河床抬高0.4至1.4米,北洛河河床抬高3至4米,两河河槽断面缩小约一半,过水能力大大降低 
  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改建势在必行,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周恩来说:“要登报声明,他(温善章)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1964:是炸掉,还是完全不改?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
  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陕西。
  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于1964年12月再以总理的身份召开会议,强调“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
  这次会议同1957年那次大相径庭,各方意见分歧甚远,一边倒的现象没有出现。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在另一个极端坚守——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三门峡枢纽不必改建。
  ●1964年,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机组发电。
  3月5日三门峡水电站原设计安装的第一台15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发电。不久因水流含沙量太高,机组损坏,于5月1日停止运用。该机组随即移往丹江口水电站。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等视察三门峡水利枢纽。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视察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对工程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三门峡水库进行人造洪峰试验。
  6月30日,鉴于三门峡水库全部改建工程一旦付诸实施,黄河下游河道的淤积将趋于严重,该项试验的目的在于通过人造洪峰,寻求冲刷下游河道的途径。
  人造洪峰的试验从1963年11月1日至1964年6月30日,历时8个月,分两次进行。
  试验结果,花园口以上河段仍淤积3300万吨,花园口以下冲刷了3600万吨,冲淤相抵后,下游河道仅冲刷了300万吨,且使下游局部河段发生塌滩现象,以致老险工脱河,新险工增多,而花园口以上河段由于严重淤积,则使主槽淤平,水流散乱。
  ●三门峡库区淤积严重。
  10月31日,三门峡水库自1958年11月17日截流以来,至本年10月31日,进库总水量2740.4亿立方米,进库总沙量104.1亿吨,出库总水量2767.1亿立方米,出库总沙量57.1亿吨,水库总淤积量为47亿吨。水库淤积沙量为进库沙量的45%,其中淤积在潼关以上12.3亿吨。
  ●周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
  12月5至18日,国务院为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在北京召开了治理黄河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并于12月18日作了重要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并提出:“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周总理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是治理黄河的重要指导思想。
  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00余人,有中央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的负责人,有张含英、汪胡桢、黄万里、张光斗等水利界知名专家,有长期研究黄河、从事治黄工作的科技人员。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代表黄委会在会上作了《关于近期治黄意见》的汇报。
  会上,以三门峡改建为中心,形成各种治黄思想的大交流与大论争,使这次会议成为当代治黄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决定,为有利于泄流排沙,批准三门峡工程“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在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为6000立方米每秒。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第一次改建工程。
  1968年,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的改建工程完成,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1969:第二次改建工程。
  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至此争论已经毫无意义,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一千万元。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
  ●2003:渭河水灾引起新争议。
  2003年年8月以来,由于持续降雨,渭河渭南流域遭遇罕见历史特大洪灾,华阴、华县等沿渭5县(市、区)56万人受灾,20万农民只身逃出,12.9万人无家可归,直接损失23亿元,洪灾影响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这只是一场小洪水,却让陕西省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最大的灾害。
  渭河下游的洪灾发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月19日,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率部分专家学者对三门峡库区进行现场考察后,在郑州召开了“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调研会”。会上,索副部长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舆论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勇于承认半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当年,曾经出任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当年已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先生直言不讳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已退休的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2004年1月15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先生在国务院主持召开的“爱一滴水就是爱全世界大型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是我国水利工程中一个失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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