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咧
就这样吧

附一 写在大坝上的历史:在劫难逃

  三门峡所处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史书记载: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这里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时期属虢国;春秋时期先属虢、后属晋;战国时期分属韩、赵、魏;秦国时置三川郡;西汉时改为河南府;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续至明、清。新中国成立后设立陕州专署,1957年成立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边陲,豫晋陕三省交界处,东与洛阳市相连,南与南阳相接,北靠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依潼关与陕西省相邻。现辖灵宝市、义马市、陕县、渑池县、卢氏县和湖滨区,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总人口220万。
  三门峡,位于河南省峡县。奔腾咆哮的黄河沿太行山脉由北向南冲出,经陕西渭南市的潼关县转头东流,进入豫西峡谷。三门峡就在豫西峡谷的中间,是黄河最险峻的峡谷河道之一,两岸山体陡峭,相距约250米左右。峡口河上有两座大石岛,北名神门岛,南名鬼门岛。两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三座大门,从北而南称之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峡因此得名。三门峡的形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远古时代,峡县一带地形险恶,黄河水流不畅,百姓常受水灾之苦。大禹治水之时,用神斧将现在的三门峡劈开,峡口河上留下了两座大石岛,两岛把河水分成三股,像三座大门。三门峡出口有三座石岛顶住黄河的激流,从北而南称为梳妆台、炼丹炉和砥柱石。砥柱石枯水时露出水面约7米,洪水季节则屹立于惊涛骇浪之中巍然不动,成语“中流砥柱”便出自此处。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地理学家则站在地质变迁的角度解释说:在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中,是黄河以自己巨大的水力,在此冲出了三路山口。不管是大禹用斧劈开岩石,还是黄河的水力冲开了山口,三门既开,从此,黄河顺峡谷滚滚东流,百姓得以免受水涝之苦。
  但那滚滚东去的泥河却在不断把隐患埋在母亲河中——每年淤积在下游河床中的泥沙达4亿吨之多,使黄河成为高出地面十余米的“悬河”。一有风吹草动,“悬河”便面目狰狞地扑向河下的生灵,一次次把灭顶之灾降临给“黄河儿女”。
  黄河上的航行者在三门峡这样的河段也常遭厄运。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在奔腾咆啸的三门峡里,船毁人亡,埋尸鱼腹者无数。
  顽强不屈的黄河儿女从来就不甘命运的摆布。早在汉代,就有人想在三门峡另辟一条河道,避开天险。唐初,一条长300余米,宽6米左右被民间称为娘娘河,史书上载为“开元新河”的人工运河终于在“人门”以北处开出雏形。可惜这条石质运河,水浅时不能通航,水大时湍急又有毁船之险。娘娘河的开凿者便又在山崖上开凿了一条长9公里的砥柱槽道……
  当地人说,唐朝人当年在“人门”开凿运河之所以不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三门峡的岩石——整个峡区差不多全是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
  此后,频频向黄河挑战并想制服黄河的后来人看中的恰恰是三门峡理想的库容和质地坚硬的岩石。
  1934年,一群背负着标杆、罗盘、测尺的外国人在野兽出没,涛声如雷的三门峡岸边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领头的是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他们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查,其目的是要针对黄河的汛期泛滥,以水库蓄洪的办法来削减洪水下泄量,以此减少黄河下游的灾难。在他们考查的众多坝址中,两位外国友人都一致认为三门峡是“最理想的坝址”之一。同年,黄委会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在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勘察了陕县至孟津干流河段之后,他们惊喜地向中国政府报告:“三门峡实在为一优良库址”,在此修建每秒泄量为12000立方米的高坝大库绝无问题。
  四年后,三门峡地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一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黄河下游大部份地区沦陷。高嚷“大东亚共荣圈”大举军事进攻的日本侵略者为收买人心,得到战争迫切需要的能源,也把“治黄”定为了自己的“大业”之一。他们抽调专业人员近300人,沿黄河像模像样地开展研究与规划,编成了73万字的《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提出了“黄河中游梯级开发”方案。拟将在从清水河至小浪底共500公里处建11座水库,总库容为800多亿立方米,并伴以庞大的造林和发电计划。在这众多的水库中,三门峡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考虑到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太多,工程可分两期进行。若以潼关洪水位325米为限,第一期坝高61米,总库容60亿立米,发电能力63·2万千瓦;最终坝高86米,总库容400亿立米,发电112·3万千瓦……
  《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的计划刚刚形成,计划的编纂者们却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楚歌声中黯然回到了他们的那个弹丸之地。那份倾注了计划者不少心血且的确颇有见地的《报告书》,大多销毁散失。
  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组成以张含英为团长的考察团,分水利、水文、地质、河道对黄河中上游作了考查。一篇《三门峡水库是这样上马的》的文章中对随后的考察作了这样的记述:
  这年冬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豪爽的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中将,他的助手葛罗顿中校,再就是著名的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和他的助手柯登。那年,中将七十多岁,博士也已六十出头。美国人仔细研究了那残存的、由日文译成中文,再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先沿黄河考查,然后,以美国佬一贯的风格,在开封大吃酒肉的同时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最后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份三人签字的文件:《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决策者们怀着民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为此,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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